一、绪   论

范仲淹是北宋名臣，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等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作为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爱民如子，勤政为民；立命朝堂，直言敢谏；三次遭贬，忧国忧民；他主持庆历新政，整肃吏治；他知人善任，荐举和培养了大批人才。

范仲淹深谙“学校，王政之本” [1]的真谛。他认为“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2]因而在全国各地大办学校，移风易俗，开一代尊师重教之风。在学术思想方面，中国自汉代独尊儒学以来，至唐代儒、释、道三教并举，至宋代援释、道入儒，为儒学注入新的元素，形成了新的学术思想—理学。在推动儒学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范仲淹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他“泛通六经，长于《易》。”[3]他认为：“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4]从而形成他独特的援释、道入儒三教合流的学术思想，“公之学识，于名教岂小补哉！”[5]范仲淹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的提携与教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北宋理学真正的启蒙之人、开山之祖。

范仲淹执着教育，他的教育改革思想与教育改革实践是他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改革思想也常常揉合贯穿在自己的政治主张之中，这就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加之他出将入相的眩目光辉，使以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他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作为，而对他在北宋乃至整个中国教育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认识不足，在较长时期内没有被纳入中国教育史学的研究范围。

范仲淹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教育改革思想与教育改革实践丰富多彩，值得我们去认真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二、范仲淹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

范仲淹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北宋开国迄仁宗庆历时，已垂八十余年，由于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冗官、冗兵、冗费的存在，社会矛盾日益凸现，宋王朝陷入了“积弱”“积贫”的困境。所谓“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贼横炽。”[6]对此，范仲淹“深为国家忧，”主张实行政治改革来摆脱危机，认为“天下之理，有所穷塞，则思变通之道；既能通变，则成长久之业。”[7]范仲淹认为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吏治腐败和人才不济，国家的政策法令能否贯彻，关键在于各级官员的“贤愚。”他指出，官吏成天忙于“迎送之劳，”迷恋于“燕射之逸，”不是“急急于富贵之援，”就是“孜孜主子孙之计，”[8]如此不才之吏，“十有七、八焉，”致使“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结果“百事废毁，天下大乱，”“邦国之本，由此凋残。”[9]他在其奏议和文稿中多阐述这一思想，进而强调：“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贤实邦本，何地能及。”[10]“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11]

基于上述的认识，范仲淹痛切地感到“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12]因而他十分重视教育这项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工作，把“兴学”当作是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他认为，要剔除官僚政治的弊端，除了澄清吏治、裁汰冗官、限制恩荫、严格考绩等措施外，更重要的是，“欲正其末，必端其本，”[13] “兴学校，本行实。”[14]即从长远着眼，从基本入手，办好教育，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他说：“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15]要达到天下大治，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16]换言之，要实现振兴天下的思想，必从教育做起。通过教育，使“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17]他推崇周礼传说中的三代学校制度，认为三代“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18]乃是兴学育才的结果。青年时期的范仲淹就学于应天府书院，五年攻读，不仅使他精通儒家经典，擅长词赋，博学多才，且应试及第。他从自身的经历中深感学校教育之重要，如果没有应天府书院的教育，像他这样的孤寒学子，是很难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当然更无从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在充分肯定学校教育是培养人才、实现经世邦国功能的基础上，范仲淹又针对当时科举考试的状况，提出改革科举制度的主张。北宋开国数十年间，朝廷对于科举颇为关注，但尚未重视学校教育。中央只设一所学校即国子监，不仅如此，国子监还逐日萧条，“生徒至寡，仅至陵夷。”[19]开科取士只看考试成绩，不问学校出身，故此士大夫子弟只想通过科举考试来博取功名。士子多贪图名利，徇私舞弊，不务实学，浸以成风，到仁宗时，科举之弊，愈演愈烈。范仲淹对这种不教而择人的科举制度，早有非议，曾多次上书陈述。天圣三年（1025）《奏上时务书》；天圣五年（1027）《上执政书》；天圣八年（1030）《上时相议制举书》等。他在《上执政书》中明确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等六大主张，其中“重名器”的办法就是慎选举敦教育。[20]他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而不在考试之先教育人，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21]他认为择而不教，久而乏人，贤才难以继出。所以科举考试应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教育是培养、选拨人才的必要前提。他又认为“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势必造成“士子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22]要改革此弊，必须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考进士要“以策论高辞赋”，“先策论后辞赋”。他还主张恢复制举，认为制举也应与教育相衔接。一旦恢复制举，不但可以使被埋没的人才脱颖而出，尤可鼓励天下人求学，培育天下才能之士，正是“复小为大，抑薄归厚。”[23]同时，他强调学校的教育内容应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主，兼授诸如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制举考试亦应以六经为先，正史次之，再令考生论述时务及提出实际的对策方略，如此才可把“天下俊贤”引向经邦济世之业，为国家带来杰出的辅佐人才。

范仲淹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在当时科举冗滥、教育不兴的情况下，他针砭时弊、反对“不以教育为意”的作法，主张“劝学育才”振兴社会，是颇具远见卓识的，有着强烈的时代精神，至今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范仲淹教育改革的基本方略

  （一）改革科举考试

北宋立朝，就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政策，按理这对学校教育应当有促进作用，但是，宋初的教育并不兴盛，官学中甚至有“生徒散归，讲官倚席，但为游士寄应之所” [24]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朝廷偏重科举考试，不重视学校教育。范仲淹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规定凡是举子必须在学校学习满三百天后才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进士、诸科考试废除宋初的“糊名法”和“誉录法”。考试内容以学校教育的内容为本，“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25]接着，范仲淹又改进和完善教育系统，要求生员在二百人以上的县都得成立学校，聘请本郡名流为教授，督促士子读经诵义；并把国子学的生徒扩充到二百人，改锡庆院为太学，修缮讲殿，加强学校的各项管理。这样，才使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学生注重经义，注重时政，学校教育走上正规之路。

  （二）广兴州县办学

广兴州县办学，是范仲淹教育改革最主要的方略之一。自入仕以后，范仲淹先后在广德军、泰州、睦州、苏州、饶州、润州、越州、延州、邠州、杭州等十多处担任地方官，足迹所涉，教泽广被。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到任不久就在治所北面建立州学，这是他举办地方学校的开始。天圣年间，范仲淹任兴化县令，在位一年，一方面主持修筑大型捍海堤，同时在南津里沧浪亭旁修学宫。自此，兴化县“学重于天下，而士得师矣，”[26]读书风气日益浓厚。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出守睦州，不到半年，他建立州学，“建堂宇斋庑；”[27]并在富春江边建严子陵祠堂。不久，范仲淹回到故乡苏州。苏州府学便开始筹建。当时，他在卧龙街买了一块地，准备修建住宅。有位阴阳先生对范仲淹说，此乃风水宝地，这里建宅，子孙兴旺，卿相不断。范仲淹说，“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28]慨然献地建学，被苏人誉为“义举”。在今天苏州的文庙内，当年的大成殿、泮池等大型建筑仍保持完好，依稀想见苏学之宏伟。范仲淹聘请名儒胡瑗来州学担任教授，吸引了大量生徒。此后，苏学越办越好，名冠东南。后人评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29]康定元年（1040）由于西北战事紧急，范仲淹被调往陕西，担任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即使是在艰难险恶的处境中，范仲淹也未曾停止其教育活动。他一面谋虑对付西夏的战略方针，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诸羌；一面兴学育才。他在州城东南兴建嘉岭书院，培养了如狄青、种世衡那样智勇双全的将领，训练出一批勇敢善战的士兵，这支劲旅迅速扭转了北宋被动挨打的局面。“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引疾知邠州、邓州。他在邓州修建花洲书院，并在春风堂讲学。著名的《岳阳楼记》在花洲书院诞生。皇祐初年，范仲淹知杭州。这时，他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且重病缠身，但仍没有放松教育事业。他给朝廷上书 ，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要求扩建杭州州学。离杭半年，范仲淹在徐州逝世。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范仲淹的兴学之志未曾稍懈。经过三十多年不倦的努力，从街衢洞达的饶州、润州，到在荒翳避远的邠州、延州，都有范仲淹兴办的学校。这些学校在传播文化、培养人才，促进当地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等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庆历兴学，是庆历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庆历四年（1044）出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应诏条陈十事，其中明确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的主张，仁宗下诏：“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学。”[30]诏令还对州县学校的学生名额、管理、校舍、教授及学生入学资格等做了具体规定。各地纷纷奉诏建学，地方学校雨后春笋般涌现。仅江西一地，庆历年间兴办的学校就有吉安府学、抚州府学、饶州府学、赣州府学、虔州府学、庐陵县学、崇仁县学、南丰县学、贵溪县学、德化县学、瑞昌县学、大庾县学、上犹县学、安远县学等等，另外还有不少书院。据统计，宋代江西各州县建有学校八十一所。陕西地处西北边陲，也办起了凤翔府学、同州州学、宁羌州学、褒城县学、略阳县学等不少学校。面对这种盛况，欧阳修兴奋地说：“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岂非盛美之事！”[31]

  （三）力荐明师执教

范仲淹认为要办好学校，必须加强对教师的培养和选拔，他把“师道”确立为整个教育的重心。范仲淹要求教师通晓经文经义，传授治国治人之道，不但学识渊博，还要力行仁义道德，才德俱佳，授业育德。并对学生既教且管，以身先之。范仲淹力荐“明师”，他多次聘请和推荐著名学者到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任教。胡瑗是宋代理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治学严谨，在苏州和湖州任郡学教授，改变只重辞赋的学风，注重经义及时务，总结出著名的“苏湖教法”。范仲淹对此十分推崇，亲自向朝廷推荐胡瑗，他说“臣窃见密州观察推荐官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仪，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悌，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伏望圣兹，特加恩奖，升之太学，可为师法。”[32]胡瑗到太学任教，四方士子闻风求学，以致原来的学舍容纳不下，只好把旁边的官署扩充为学舍。胡瑗的教育活动最能体现范仲淹“经邦济世”的教育思想，而胡瑗能成为宋代声名卓著的教育家，与范仲淹的大力举荐和帮助密不可分。对于教育家李觏，范仲淹也极力推荐，他赞扬李“讲贯六经，莫不瞻通，求淤多士，颇出伦辈，搜贤之日，可遗於草泽，无补风化。”建义朝廷“特令敦谴廷于庠序。”后来，李觏在教育方而也颇有建树。范仲淹大力提倡明师执教，对于提高教学质量，保证办学成功，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选拨培育人才

以多种方式发现人材，培育人材，因材施教，举贤荐能，是范仲淹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教育家，才识渊博的学者，范仲淹很善于发现人才。他“察泰山孙氏于贫窭中”，孙氏即孙复，早年是晋州平阳的一个穷秀才，他聪明好学，但因家境贫寒，无法完成学业，为了养老母，他被迫“仆仆道路，”[33]范仲淹十分同情他的处境，把他留在府学，一面补给他一个学职，一面热情指导他攻读《春秋》。十年后，“闻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品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34]范仲淹不仅善于发现人才，而且循循善诱。富弼志向远大，但比较谨慎，范仲淹便教导他博通经史，增广见闻，并鼓励他大胆应试制举，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富弼后来成为北宋中叶的名臣。张载少时喜谈兵，“年十八，概然以功名自许，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上书谒范文正公，公知其远器，贵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手《中庸》一编授焉，遂翻然志于道。”[35]狄青作战十分勇敢。“每临敌，被发面铜具，出入贼中，皆被靡，无敢当者。”[36]但因没有读过书，范仲淹便赠给他《春秋》、《汉书》等，教他认真读书，并激励他：“熟此，可以断大事，将不知古今，乃匹夫之勇！”[37]此后，“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术，由是亦知名。”[38]范仲淹能够识贤不谬，他先后向中央推荐了数以百计的各类人才，根据其特点，分别推荐他们担任不同的职务，使之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他们之中有著名的政治家富弼、张方平，军事家狄青、种世衡，教育家胡瑗、孙复，文学家欧阳修、苏舜钦，思想家李觏，理材家许元等，都是出类自拔的人才，各有重大建树。

  （五）实施经实并重

范仲淹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是改革学校的教育内容。他大力提倡“宗经”，主张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儒家的《六经》作为主要教材，他说“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辩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机，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辩，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铺成王道，复何求哉。”[39]要培养能通达“六经”、悉经邦治国之术的、有从政能力的人才，是远见卓识、有其进步的意义的。

范仲淹认为国家不但要培养经邦治国的人才，也应培养出一些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如医学、武学等。范仲淹要求朝廷“委宣徽院选讲说医书三五人为医师。於武成王庙，讲说素问、难经等文字，召望京城习医生徒听学，并教脉侯，及修合药饵。”[40]继而提出建立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主张，意在通过系统训练，培养精通医术的合格医师。对于武将，应该选拔一些人学习孙子兵法，“讲说兵书，讨论胜策”， [41]以育将才。他建议立武学，招收学生进行系统军事理论教育，培养军事人才，并使单一的军事教育朝着文武合一的教育转化。范仲淹提倡办医学和武学，适应了北宋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发展对教育的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对各种专科学校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开拓与推动作用。

  （六）倡导义庄义学

范仲淹出身贫寒,刻苦学习入仕后,不忘助人为乐,为社会做出奉献。这种奉献精神最生动地体现在他以俸禄购义田,设义庄,创义学等方面。义学的支出及“备师资束脩之礼，子弟笔札之费” [42]等，皆来源于范仲淹所置义田一千亩的收益。义学经费的管理在其手订的“义庄规矩”中有严格规定。

范氏义学的教育对象为本族适龄子弟，义学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还负担学生参加考试的费用。“诸位子弟得贡赴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这项措施的目的是“庶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43]

范仲淹设义田、义庄、义学，并对之进行有效管理，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了北宋朝庭的肯定和嘉奖，“朝旨以义庄义学有补世教、申伤攸司、禁治烦扰，常加优恤”。各级朝廷官吏和士大夫们纷纷效仿，置办义田、义庄、义学蔚然成风。义田、义庄、义学在淳化民风、稳定秩序、普及基础教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是，启开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新篇章。

四、结  语

通过梳理分析范仲淹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略后，我们不禁为这位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那种忧患意识、那种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感、那种对教育改革的执着精神所感动、所折服。同时，也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当今的教育。历史不可能复制范仲淹所处时代一样的问题，但是它的类同性、反复性将顽强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是辩证法。中国现代教育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教育结构问题、教育制度问题、教育质量问题、教育内容问题，以至人才的培养选拔、教育目标的制定、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民办教育的生存发展等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教育政策的研究者们。

我们研究探讨范仲淹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略，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历史地借鉴，尤为重要的是学习借鉴范仲淹敢于担当负责、敢于挑战积弊、敢于改革创新的精神。如果我们的领导者、研究者都有这种精神，那么，中国教育的前景一定充满希望、一定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