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庆历三年(1043)他主持进行了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虽时间较短，很快夭折，但所体现的勇于改革的精神，却给后人以启示和鼓舞。范仲淹在中央执政的时间不长，依据他的条陈推行的十项新政，其中“明黜陟”、“抑侥倖”“精项举”、“择长官”、“覃恩信”、“均公田”、“重命令”七条属吏治改革，“厚农桑”、“减徭役”条属经济改革，只有“修武备’’属军事改革范畴。不少学者认为，范仲淹“修武备”以唐府兵制为理想，不切实际，实际上也未实施。这种观点有失片面。

为了理解范仲淹“修武备’’的真正含义，现将范仲淹革新措施中“修武备”条陈全录如下：

七曰修武备。臣闻古者天子六军以宁邦国，唐初京师置十六将军官属，亦六军之义也。诸道则开折冲東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储兵伍，每岁三时耕稼，一时习武。自贞观至于开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无一逆乱。至开元末，听匪人之言，遂罢府兵。唐衰，兵伍

皆市井之徒，无礼义之教，无忠信之心，骄蹇凶逆，至于丧亡。

我祖宗以来，罢诸侯权，聚兵京师，衣粮赏赐丰足，经八十年矣。虽已困生灵，虚府库，而难于改作者，所以重京师也。今西北强梗，边备未足，京师卫兵多远戌’或有仓卒，辇毂无备，此大可忧也。远戍者，防边陲之患，或缓急抽还，则外御不严，戎狄进奔，便可直趋关辅。新招者，聚市井之辈，而轻嚣易动，或财力一屈，请给不充’则必散为群盗。今生民已困，无可诛求，或连年凶饥，将何以济?赡军之策，可不预图，若因循过时’臣恐急难之际，宗社可忧。臣请密委两地，以京畿见在军马，同议有无阙数，如六军未整，须议置兵，则请约唐之法，先于畿內，并近辅州府，召募强壮之人，充京畿卫士，得五万人’以助一正兵，足为强盛。使三时务农，大省给赡之费，一时教战，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将校次第，并先密切定夺闻奏。此实强兵节财之要也。候京畿近辅召募卫兵已成次第’然后诸道仿此，渐可施行。惟圣慈留意。

范仲淹首先回顾了唐府兵制的兴衰史。府兵制的基本内容是：一、设置军府。唐初置十二军府，军置将军一人。唐太宗时，设十二卫统领各地府兵，加上不领府兵、类似禁卫军的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共十六卫。每卫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诸道折冲府是府兵制的基层单位，其首领为折冲都尉一人，别将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诸道折冲府共五百七十四个。关内折冲府有二百六十一个，加上接近关中的河东道、河南道，三道共占全国总数的8O％。二、折冲府为储兵之所，府兵与均田制结合，从土著农户中拣点，即实行征兵制。府兵制下的士兵，就是均田制下的农产。征差的标准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由于均田制有按勋阶、官职授田的规定，有军功者可授更多田产，对地主和自耕农服兵役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服兵役的年龄是二十岁人军，六十岁老免。三、寓兵于农，农战结合。府兵“每岁三时耕稼，一时习武”，此即《新唐书．兵志》所说：“初，府兵之置，居无事则耕于野；其上番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折冲府的农户被征为兵后，其未被征召的农户也要负担被征兵士的糗粮、衣被、鞍辔及生活器具等。

范仲淹改革的核心是寓兵于农，以克服现行军备体制下京师集重兵而需远戍、新招军兵多市井之辈而战斗力不强的弊端。民兵为本地军兵，无远戍仓卒之劳，有保家卫国之志，可助正规军戍守，有助于提升现行体制下的军队战斗力。为了保证京师戍卫不被削弱，他主张可从京畿地区试行，再推广到诸路。

范仲淹取唐府兵“农战交修”之意，建议发展民兵，而非主张恢复府兵制。首先，范仲淹虽称“约唐之法”，但不主张设置兵府和实行均田，更未以唐法否定宋代已行兵制，仅建议在兵源不足、需增新兵的情况下，施行“寓兵于农”的新政。民兵是宋已行之法，范仲淹不过是逐步扩大民兵的作用及比例罢了。其次，其兵来自“招募”，而不是如唐府兵那样征点。招募以自愿为原则，至于招募的方式，则根据实际情况试行后再确定，可见范仲淹对招募民兵是比较谨慎的。范仲淹要借鉴和发展府兵“三时耕稼，一时习武”的优点，以省军费，强军备，与恢复府兵制不相干。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西夏元吴即位，逐步控制了河西走廊、青海河(甘肃临夏县)、湟(青海乐都县)等地区后，在与宋交界的横山一带修筑堡寨三百余处，不断对宋进行骚扰。宋宝元元年(1038)十月，元昊称帝，建大夏国。康定元年(1O40)初，元昊率十万之众，进攻陕西防守力量薄弱的延州(今陕西延安)，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精心策划，在延州西三川口全歼宋军万余人。这是宋夏间的第一次大战，宋军大败，延州北横山一带被元吴控制。在此严峻形势下，此年五月，范仲淹临危受命，为知延州、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副使，与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夏竦、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副使韩琦共同措置陕西防务。此后，范仲淹先后任耀州(今陕西耀县)知州，知庆州(今甘肃庆阳市)兼环庆路都部署，陕西四路都部署、经咯安抚使兼缘边招讨使等职。庆历三年(工043)四月回京，除枢密副使，不久任参知政事，进行改革。他主持和参与陕西鄘延、环庆路或陕西全境防务三年，对宋在军事方面的弊病了解深刻，在深入了解并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修武备”的军事改革，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经过实践验证的理论。

范仲淹知延州时，就在战略要地修筑堡寨，发展民兵，效果彰显。知延州之初，就派兵夺回被西夏占领的塞门寨(今陕西安塞县北塞木城子)，“募弓箭手，给地居之”。从庆历元年正月至四月，他先后六次上奏，请加强战备，修建堡寨，反对韩琦等人的深入进讨策略。范仲淹认为：修复堡寨虽然“烦费不少”，但比之深入夏境，占据人烟稀少的横山以北而不能守护相比，“则有经久之利，而无仓卒之患”。修筑堡寨后，正规军驻守，可“安存熟户并弓箭手’以固藩篱，俯彼巢穴”。对堡寨附近的蕃部而言，“见汉兵久驻可倚”，必降附于宋，“庶可夺其地而取其民也”.廷批准了范仲淹的规划，在延州防线修复被西夏毁坏或占据的金明(今陕西安塞县南碟子沟)、承平(今陕西子洲县何家集)等十二寨，挫败了元吴二次进攻延州的计划，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至延州一带防务大大加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青涧城(今陕西青涧县)的修筑。青涧城在延州东北二百里、青涧河东岸，东距黄河重要支流无定河仅三四十里。无定河谷是横山地区重要通道，是西夏东路人宋的便捷之路。青涧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左可致河东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势，北可图银夏之旧”。范仲淹接受部下种士衡的建议，上奏朝廷，诏令种士衡修筑青涧城。种士衡边战边修，挖地一百五十尺得到“饮甘而不耗”的泉水，“自兹西陲堡障患无泉者，悉仿此，大蒙利焉”。种士衡还募弓箭手，“建营田二千顷”，招莱商贾，通其货贿，使青涧城“刍粮钱币暨军须城守之具，不烦外计，一请自给”。至熙宁元年(1068)，青涧城有“弓箭手八指挥”3400余人，马900匹，成为宋神宗对夏用兵的军事要塞和基地。

庆历元年九月，范仲淹知庆州兼环庆路都部署，主持环庆路防务。他深入调查，十一月亡奏《攻守二议》，既反对深入进讨，又反对被动防御，认为：“今之守边，多非土兵’不乐久戍’又无营田，必须远馈。久戍则军情以怠，远馈则民力将竭，岁月绵远，恐生他患，此守御之未利也。范仲淹主张“近攻”，夺取阻隔延州与庆州之间的金汤(今陕西吴旗县金汤乡)、白豹(今甘肃华池县北)、后桥(宋名为马铺寨，后为大顺城。今甘肃怀柔县马铺寨)寨等战略要地，招抚当地蕃汉民户，逃者勿追，居者勿迁，官出钱帛，“召带甲之兵、熟户、强壮”修筑城寨，以据其地，不征差农产，以利耕稼。“俟城寨坚完，当留土兵以守之”。其守策为：发展民兵，兴置营田以安其居。他说：“今之边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营田，据亩定课，兵获羡余，中粜於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可息矣。”如堡寨附近缺闲田，可从蕃部购买，或许蕃部进纳田土，赏以官资。土兵“重田利，习地势，父母妻子共坚其守，比之东兵不乐田利，不习地势，复无怀恋者，功相远矣”。庆历时提出的“修武备”的改革，与此时范仲淹重视发展土兵的战略一脉相承。

由鄜延、环庆两路合兵攻取金汤等寨的建议当时虽未被全部采纳，但范仲淹在庆州正是按照其攻守策加强军备的。他多方招抚当地党项诸蕃熟户，依靠归属羌设置堡寨’招募弓箭手。据清人赵本植编撰的《庆阳府志》记载，范仲淹仅在今庆阳地区修建的城寨就有二十九座，招募弓箭手，授给田土，并对降汉的蕃部属户首领封官，使弓箭手人数大大增加。庆历二年三月，范仲淹派遣其子范纯祐和党项部将赵明在庆州东北的马铺寨修筑了大顺城’有力地抵御了西夏的入侵，“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冠盗益少”。

庆历二年闰九月，夏元昊进攻泾原路的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市)，在定川砦(今宁夏固原市宁和乡)大败宋军，宋近万人被俘，泾原路副总管葛怀敏等十数员高级将领战死。西夏虽胜，但连年征战使西夏“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足”，不断向宋发出和解信息。定川砦战役后，范仲淹针对当时的严峻形势，上《陝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系统阐述了自己对夏、辽的军事战略。对西夏求和应对之策为：“以盟好为权宜，选将练兵，以攻守为实事。彼不背盟，我则抚纳无倦；彼将负德，我则攻守皆宜。如此则结好之策，未有失也。”即在不拒绝和好之盟的同时，作好战、守的准备。陕西守策的要点为：“请緣边城寨，愈加缮完，使戎狄之心，无所窥伺。又久守之计，须用土兵，各谙山川，多习战斗，比之东兵，战守功倍。然緣边、次边土兵数少，分守不足，更当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里土兵愿改隶边寨者，即遣其家而团集之。”土兵军费支出少，增加之后，逐步减少远戍之东兵，可节省经费。范仲淹指出：在“緣边无税之地”招弓箭手，每一两指挥即数百人“共修一堡，以完其家”，与屯驻正规军的城寨相互呼应。关于陕西攻策，范仲淹认为，横山一带，东至麟(今陕西榆林市神木县北)、府(今陕西榆林市府谷县)州，西至原(今甘肃镇原县)、渭(今甘肃平凉市)，二千余里之间，分布着许多蕃族部落，“人马精劲，惯习战斗”。西夏攻宋，常以横山蕃部为前锋，“西戎以山界蕃部为强兵，汉家以山界属户及弓箭手为善战”，因此，要攻西夏，一定要控制横山蕃族。对蕃族采取“降者纳质厚赏，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击，必破其族”的政策，陕西四路互相策应，逐步把沿边堡寨筑成城垒，招抚山界蕃族，使为我用。经过三五年，控制了山界之后，方可考虑攻夏之策，但现在谈论深入进讨西夏的时机远未成熟。

可见，无论是守策还是攻策，其核心是修筑城寨，发展土兵(包括蕃兵)，尤其是增招沿边弓箭手，在增强战斗力的同时，减少东兵，节省军费。这一策略，与庆历新政“修武备”的宗旨完全一致。范仲淹发展弓箭手等民兵、控制横山蕃族部落的策略，被宋神宗、宋哲宗对夏用兵时所采用。

陕西弓箭手是北宋时期战斗力最强的民兵武装。弓箭手人授田二顷，有马者加马口分田五十亩，宋代称之为“沿边法”。沿边是个区域性概念，是相对于“近里”州军而言的。弓箭手“无事之时则服田力穑，不仰给于官，农隙之际则操戈挽缰，得以闲习，一有警急，则驰以直前”。在西夏人眼中，弓箭手的战斗力比正规禁兵强得多。弓箭手实行招募制，不离乡土，且熟知西夏语言习俗及当地山川地理，有保家卫国之志，“守边捍御，籍为军锋，素号骁勇”，成为陕西边防的一支劲旅，而其他乡兵多数是强行征差、被迫从戍，这是弓箭手成为战斗力最强的乡兵组织的主要原因。

在北宋实行以役代租的授田制中，唯有弓箭手营田保持长期稳定，为确保沿边军事安全和经济开发起了较大的作用，而其他授田制如“给地牧马法”、“给地募役法”都半途而废。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地地广人稀，官田充足，有田可授，另一方面，徭役负担较轻是重要原因。除了修筑城寨、屯堡以外，弓箭手一般没有其他负担。即使在战争期间，弓箭手也只是协同正规军屯堡自守，很少被调离乡土。“土人劲悍，便习险阻，利其田产，乐其家室，以战若守，一可当正兵之十，敌惮之”，有很强的战斗力，也是弓箭手从事农业生产的根本保障。

宋政府将大片官田授给弓箭手，既加强了边防的军事力量，又不需国家供应大量粮饷，而边防的加强又可减少陕西沿边禁兵驻军，省馈运之费，因此，宋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弓箭手授田制，使陕西弓箭手营田不断扩大。宝元元年(1038)以后，由于夏元昊的不断骚扰，陕西沿边许多堡寨被西夏控制，不少地区的弓箭手残破流徙，名存实亡，范仲淹把招募弓箭手作为重整军备的重要举措，使陕西沿边防务得以很快恢复。范仲淹在陕西招募弓箭手、加强军备的措施，正是以土兵补充远戍而来的东兵不足，而“修军备”改革的提出，恰来源于范仲淹在陕西主持军务的实践经验。

范仲淹提出“修武备’’的军事改革，并未全盘照搬陕西的经验。陕西沿边地广人稀，可实行由国家授田招募弓箭手的制度，这一制度是唐均田制的遗存，但并不适用于京畿及其他路分，连陕西近里州军也未实行。范仲淹完全了解宋军战备的实际状况，他推崇并希望借鉴唐府兵制的优点，并未把在陕西沿边发展弓箭手等民兵的经验照搬到其他地区实行，而是建议先在京畿地区试行招募民兵以逐步替代部分禁兵，成功后再推广到其他地区。范仲淹的这一构想，与王安石熙宁变法时推行保甲法的目的不谋而合。

庆历改革失败后，诸多新政被废止，但范仲淹发展以沿边弓箭手为主的“修军备”政策’却未中断。庆历年间，西北沿边弓箭手恢复并发展至32474人，人授田二顷，有马者加五十亩，授田约七八万顷。宋英宗治平末年(1O67)，河东七州军(代、岚、麟、府、丰州，宁化、苛岚军)弓箭手有7500人，陕西沿边十州军(鄘、延、环、庆、原、?胃、秦州，镇戎、德顺、保安军)弓箭手并砦户有46300人，砦户仅秦凤路沿边有之，人数极少。如砦户以两千人计，陕西、河东弓箭手共有51800人，按人均二顷计，授田当十万顷以上。陕西弓箭手战斗力强的原因之一是骑兵多，因此，如果加上马口分田，授田总额就达十二三万顷。

宋神宗熙宁、元丰以后，西北拓边，熙(今甘肃定西地区临洮县)、河、兰、会(今甘肃白银市靖远县)、岷(今甘肃定西地区岷县)、洮州(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西安州(今宁夏海原县西安乡)、怀德军(今宁夏固原市西北黄铎堡古城)、绥德军(今陕西榆林市绥德县)、定边军(今陕西榆林市定边县)等相继纳入宋之版图，新边地区增置弓箭手数万人，原旧边地区如环(今甘肃环县)、庆、延州、镇戎、德顺军等地弓箭手也有所加强’授田总额也相应增加。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仅德顺军怀远、隆德、得胜、静边、治平五寨弓箭手就有地土48700余顷，其中弓箭手已耕垦的有39000余顷。史称陕西“诸州并塞之民，皆是弓箭手地分”，如泾原路“沿边城寨廓外居民，尽系弓箭手之家，别无税地人户”，由此可见弓箭手之众，授田之广。南宋绍兴和议后，曾任川陕宣谕使的郑刚中说：“陕西弓箭手，旧一十六万，今存七万，复以土田不均，兵疲无法，虽七万人，未必可用。”以郑刚中所言’北宋末陕西弓箭手有十六(或十四)万之众，加上马口分田，其授田达三十万顷以上。由此可见，发展民兵以补正规军之不足，加强边防的“修军备”政策，庆历新政后不仅未被废止，而且被沿袭发展了。

不过，北宋末弓箭手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战斗力大大减弱。免除税赋是陕西弓箭手制度实施的基础，崇宁年间(1102—1106)，蔡京推行“依籴”之法，征购城乡坊郭户粮斛为军食，对沿边弓箭手“加倍征之，人极为苦”，不少弓箭手不堪重负，破产逃亡。因新拓疆土人烟稀少，人心未附，故所招弓箭手“多浮浪阙食之人，唯幸借贷种粮牛具等钱，而随即逃亡”。河东路“一季之内逃亡至四分”即十分之四．弓箭手的战斗力大为削弱，至宣和(1119—1125)初年，神宗、哲宗时开边所得土地全被西夏夺回。

弓箭手本是不离乡土的乡兵，宋神宗推行将兵法，把弓箭手与正规禁军一起编制成“将”，每将三千至万人，弓箭手离开乡土、随同禁军一起征伐的事就时有发生，但那时一般只把弓箭手征调到相邻路分参战，战事结束，弓箭手就返回原籍。宋徽宗时期，童贯主军政，让弓箭手深入夏境，驻守新边，长期不回。北宋末，知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市)王襄论当时陕西弓箭手状况时说：“夫弓箭手，民兵，五路之根本也。每差戍守，一月一易，则必人市头口，负干粮、器械所需之物而趋焉。路逢蕃寇，则多致杀掠，或得戍满，三数月间，又当复往，如此劳费，无有已时。”离开乡土、频繁征战是弓箭手由强悍的劲旅变成“寡弱而不振”弱兵的主要原因:

南宋史学家王称评论说：童贯当政，“大沮祖宗法”。“弓箭手有分地，得以保其乡里坟墓，至是，则皆使居新边”，于是，“边备、军政自贯坏矣”。除长期驻守新边外，宋还调弓箭手镇压方腊等农民起义，进攻辽之燕京，损失惨重。最后宋金战争，京师危急，许多弓箭手被征调到内地“勤王”。北宋灭亡，“勤王”的弓箭手大部分溃散。经范仲淹整顿恢复后又发展壮大的弓箭手民兵武装，北宋末被损耗殆尽。

(作者：魏天安，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