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鸦片战争后的第二年，即1842年（清道光23年），英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辟广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为通商口岸，将我国沿海沦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攫取原料的市场。1861年至1899年，英、美、日、俄、葡等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开辟伊犁、天津、镇江、汉口、九江、台湾、宜昌等39处对外通商口岸。1898年（光绪24年）初，英国驻汉口领事以清政府颁布的《内港航行章程》为借口，要求开岳阳为商埠。在此之前，1861年（咸丰11年）二月初四，英国水师提督贺布就从汉口开火轮兵船二艘，溯长江上行，驶入岳州、洞庭，在岳停留两天，初六晚返回汉口。同年5月14日，又有美国大小兵船各一艘，由水师提督司伯龄带翻译官麦嘉谛等14人由汉口乘船上驶岳州，在岳停留三天，于17日折回汉口。英、美政府要员两次赴岳“察看水势”，为日后英驻汉口领事作出要求岳州开埠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1898年（清光绪24年）三月初三，总理衙门根据湖南抚院奏章，发出总字第2353号文件，奏准新开辟“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三处”为对外通商口岸。其原因有五：一是吸取“各国首重商务，广辟通商口岸，任令各国通商，设关课税，以足国足民之效”的经验；二是看到了“近年征二千万余，京协各饷多半取给于此”，中国自开埠通商以来所得关税的效果；三是“筹还洋款与其他支用”；四是岳州地理位置重要和自然资源优势。“岳州滨临大江，商船往来甚便，将来粤汉铁路既通，广东、香港百货皆可由此出口，实为湘鄂交界第一要埠”；五是排外情绪有所转变。“此来湖南风气渐开，该处又与湖北毗连，洋人为所习见，作为通商口岸揆之地势人情均称便利”。

   综上所述，岳州开埠是“应汉口英领事要求请湖南巡抚呈准自主开辟的商埠”。其开埠时间在全国105处商埠中（从1843年至1933年）排第45位。 

（二）

    开埠设关，历来同步进行，岳州开埠奏准后，总税务司负责安排建关事宜。光绪24年3月22日，总税务司发出京字3497号文件，申复总理衙门：“查自开口岸准洋商在彼贸易与约开之通商口岸原有不同之处自主权大半仍在，然所派办公人员应依通商口岸之办法施行，以免岐异紊乱，唯此三处新开口岸嗣后贸易如何畅旺，殊难预料，所需人员亦难预定其数，以应用之经费更须极为樽节，现时由各关选派人员前往亦属不易，唯岳州地方诚如贵署所云，将来实可为湘鄂交界第一要埠，鄙意似宜专派关道驻答经理一切。其人若稍谙交涉事务者甚佳。至派委税务司等前往一节，查岳州一处现拟选令沙市关税务司聂务满（法国人）束装听候调派随俟。贵衙门开办日期，即由总税务司答派先期前往会同地方官划分界址，筹备一切事宜。” 

    沙市关税务司聂务满不知何故没有前来岳州商埠筹办开关事宜。时隔一年，光绪25年（1899年）三月初八，总税务司在京字第3704号文件中呈报总理衙门，又改“派委税务司马士前往岳州商办一切。”为适应开埠建关的需要，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俞廉三奏清政府将分守岳、常、澧道移驻岳州，兼管岳州关监督事务，布政司钧良派委署粮道蔡乃煌会同岳、常、澧道张鸿顺办理开关事务，清王朝也委派皇帝宗室豫章亲临长沙督办。经勘定，岳州城迤洞庭湖水入江之口处，名城陵矶，设关最便。1899年11月1日，巡抚公堂决定岳州开埠章程25项，划“岳州城陵埠红山头起至岳州南门外街河口止，为挂号驳船往来免抽厘金船行租界”，“自城陵埠红山头起，至七里山北止，为停船为界”，“自城陵埠红山头起至城陵埠月蟾州止，为上下货物之界。”“红山角口平地，准开散仓煤油池，月蟾州准开造装箱煤油栈”。一切修造关房、屯栈等事，工实繁巨，商由马士税务司详细估勘。税务司承造洋关经费，共计足纹银四万两整。先后划定建关地盘八块，面积三十八亩七分五厘。先由海关出钱，向私人业主买土地，然后到省办理出租（于英国人）手续。海关建筑分五部分：海关公事房、税务司公馆、帮办公馆、理船厅公馆、领货人及插子手住房等。建造关房时，由英国工程师指挥，水泥等建筑材料都是从国外运来的。上、中、下三等洋屋周围都修了围墙，围墙门面向江边，围墙内修有花园、鸡舍、岗哨亭等，厨房内修了地窖，热天可储藏食物。

    1899年11月13日，岳州正式开埠，同年12月13日（光绪25年11月11日）正式开关，所有验货、征税，均按关规办理。并由关道照会驻汉各国领事转饬商民知照，岳州关建立以后，先后在城陵矶、岳城西门、观音州三处设置分卡征收税款。巡江办公室负责长江上至宜昌、下至汉口测勘航路、管理船路标识事宜。配有蒸汽巡艇三艘。岳州关第一任税务司马士（美）、第二任赫乐司（英）、第三任韩森（挪威）、第四任百夏立士（英），至1941年税务司共换任了22位。

       （三）

     岳州开埠后，外国商船接踵而来，出入商埠的轮船有英、美、日、俄、法、意、荷兰、丹麦、挪威等国和我国的沪、汉各埠，每年少者千艘，多者上万艘。从1900年至1933年，进出本埠的大小轮船总计184796艘，55243464吨位。帆船贸易也相当兴旺。开埠初期经过岳州厘金贸易之帆船年达一万多艘。随着海关贸易的发展，岳州商埠市场逐渐繁荣，百业俱兴，吸引了一批外商和本国沪、汉商人前来开设商号。1914年（民国3年）英国太古车糖公司捷足先登，在岳州城内街河口设立经理处。1919年，汉口商号姚顺记在岳阳城内下街河口设福记，经销英亚西亚煤油公司铁锚牌煤油。同年英美烟草公司、怡和车糖公司和汉口商人杨芝泉等分别在鱼巷子、街河口开设分公司、和记和正大商号，经销纸烟、食糖和煤油。1926年3月，美国标准油料公司还在城陵矶建成了大小两个油库，容量分别为3142000和91410加仑。在岳州城埠共设有洋行24家，其中较大的洋行有英国的“怡和”、“广生”，日本的“大坂”、“三井”和美国的“美孚”。岳州附近的湘阴、平江、华容、临湘诸县也均设有经营进出口商品业务的商号。 岳州商埠进出口贸易性质有三种：一是直接对外贸易。岳州为内地口岸，江轮通航之期不长，对外贸易皆经沪、汉，故直接贸易数量甚少。进口的大宗商品仅有煤油、食糖、紫铜锭等数种，出口的大宗商品仅锑矿一种。进出口总值只占对外贸易总值的2.4%。二是国外性质之贸易，直接与洋货转口，总值占40%。三是国内性质之贸易，即土货转口贸易。宣统以后，沪、汉各埠工商业逐渐抬头，机制洋式货物输入渐多，土货埠际输移，民国以来日渐增加。进口洋货以棉货为大宗，煤油次之，还有砂糖、烟草、染料、五金、矿产、化学产品等九十多个品种；出口大宗为桐油、矿产、大米、棉花、苎麻、红茶、豆类、湘莲、土布、生漆、药材、小麦、五倍子、生牛皮、植物油等十四种。由各通商口岸输入之土货，以棉纱为大宗，食盐次之，还有纸烟、药材、海味、干果、肥皂、香皂、扇等。整个岳州商埠的进出口商品，本地为数甚少；内地贸易80%来自沅水流域，包括贵州省贸易之一部。比如年得一千余万两大宗出口产品桐油，来自贵州的约占一半。 从1900年至1939年，岳州商埠经过海关贸易总值为446292895元（国币），其中进口109818534元（国币），出口336474361元（国币），占全省海关贸易总值的25.41%。岳州海关课税项目有十种，税收总额为5320545关平两。

     （四） 

    从1899年（光绪25年）岳州开埠设关至1941年（民国30年）撤关闭埠，对外贸易与城埠经济经历了42年兴衰曲折的岁月。岳州进口多为民用百货，出口也系农副产品。故天时之顺逆、政治之张弛，交通之便否，对对外贸易影响很大。开埠初期，沿江一带政局比较稳定，水运蓬勃发展，民族工业逐渐兴起，农业除1910年（宣统2年）、1931年（民国20年）因灾遭荒外，农副业生产岁庆丰登，对外贸易稳定发展。1914年（民国3年）欧战爆发，英国退出长江市场，日、美势力乘虚而入，加之沪、汉国内工业兴起，产品逐渐输入，故本埠进口数量尚能平稳进行。农副产品虽减，但锑品出口量、价双增，仍保持了发展势头。1919年（民国8年）持续了四年的欧战结束，各国经济开始复苏。进出口贸易随之骤增，成为岳州商埠繁荣兴旺的黄金时代。1929年（民国18年），世界各国发生经济恐慌，中国各埠亦遭波及。1930年（民国19年）7月3日，工农红军攻克岳州，扣押了海关税务司乔汝庸。岳州海关当局将内班迁移汉口，附设于江汉关办公，巡江司也迁移宜昌海关办公。仅留外班中国人员在城陵矶照管。从此，进出口贸易逐年下降，城埠市场萧条，日甚一日。此间岳州商会一再吁请汉口税务司恢复原状，将内班、巡江司迁回，以期安定人心，繁荣市面。1934年1月12日汉口税务司坐轮抵埠，视察关务及地方情形，认为岳关暂无恢复原状之必要，而现有之外班低级人员，还欲裁撤数名，以图节省开支。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应变起见，汉口派往岳州关临时代理税务司安斯尔意欲把岳州、城陵矶、观音州等税务站转移常德。1938年8月18日，派四等帮办吴承受偕同刘一红先生前往常德作了为时四天的考察，认为“如海关设在常德，大量的五倍子和桐油税收就能获得。万一战局发生不利，致使常德与汉口或长沙的通讯中断，我们也有指望在本地得到可观的消夏品的税收，并把它们转到内地城镇。”并写出调查报告。1938年10月18日岳州关正式转移常德办公。1942年，全国海关紧缩为17个，正式取消了岳州关。抗战期间，岳州关所属房产全部落入敌手并遭到严重破坏。1949年7月，岳州城埠获得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摘自馆藏《岳阳古今》1989年第二期